天空

15. 真理或时尚 

在现代学术界里,你不能挚爱任何事物,因为你若是这样的话,人们就会认为你的研究不客观。原则就是:你先要杀死你的研究主题,然后再对它进行解剖研究。在你能“客观地”对它加以研究、确定它是什么之前,你必须去掉它的灵魂。你一旦这样做了,就无法使它重获生命了。的确,你获得了它的知识,但它却死在你前,被你解剖了。

——尤金·罗斯

  自从成为一个基督徒以来,尤金就抛弃了反传统文化的“价值重估”,变得极为保守。从外表上看,他是个非常令人尊重的年青绅士。人们发现他常常身穿一件灯芯绒夹克,里面穿着一件白衬衫,下身穿着一条黑色长裤。在公众场合,他从来不会不带领带。由于旧金山的气候寒冷、多风且又潮湿,他在外行走时喜欢带着一把黑色雨伞。

  为了在加里尼亚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尤金靠在东方语言系给低年级学生上课赚钱维持自己的生活。一位低年级学生——罗素·梅斯(Russel Maeth),这样回忆道:“‘罗斯先生’——我们常这样称呼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也许,他只是无法耐着性子与蠢人相处吧,或者,只是因为他很害羞。无论如何,他比我年长,除了在东亚图书馆,我们很少见面……有一件与他有关的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为人极其沉静,看上去总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说似的,一直以来,我都非常遗憾没有足够的福气听他说。”

  没有迹象表明尤金认为在他接受俄罗斯正教会以及继续学习汉语、中国哲学以及中国文化两者之间存在什么矛盾。他一直都很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甚至一度在想,如果这一包含有许多“基督徒”价值观的幽雅文化在基督教时代的最初几个世纪里接受了正教信仰而非佛教信仰的话,会发生些什么事。他相信,如果老子认识基督的话,一定会追随祂的,因为在基督身上,老子会发现道或天道。“我在想,如果我要写一篇有关中国文化的论文来获取博士学位的话,”尤金晚年这样回忆道,“我会写一篇有关拜占廷皇帝与中国皇帝的比较研究的论文。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无论在拜占廷社会还是在中国社会中,皇帝都是正统信仰的护卫者。”

  在尤金仍在伯克利学习教书期间,申纪明回到了旧金山,他将在定居在旧金山好几年,为了维持生计,他再次成为一个私人家教。在这些年里,尤金继续与他保持联系,继续帮助他将他的著作译成英语。

  正如尤金所说的,申纪明是唯一“真正亲身接触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在伯克利,尤金受到一位才华横溢的研究汉语的语言学者的影响。,此人恰巧是一位俄国教授: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德伯格(Peter Alexeyevich Boodberg)。

  布德伯格1903年生于海参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是圣彼得堡的一所军官学校的学生。1915年,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军官学校被关闭,那时他的父亲参加了沙皇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斗,为了安全起见,彼得和他的兄弟被送往哈尔滨。在哈尔滨,彼得开始自学汉语,他在海参崴大学仍继续学习汉语。1920年他移民来到了美国,在伯克利的加利弗尼亚大学仍继续研究汉语。

  由于尤金现在非常认同俄罗斯正教,因此,比先前更加赏识布德伯格教授。这不仅是因为布德伯格教授是个俄国人,也因为他是一个真正代表传统旧世界的价值观的绅士。布德伯格是爱沙尼亚的一个古老贵族家族的后裔,拥有男爵头衔。用他的学生及同僚爱德华·沙费尔(Edward Schafer)的话说,“在(布德伯格身上)所继承的骑士遗产就是,在他身上所表现出的根深蒂因的正义感、待人谦让及忠信,这些品格在他整个学者生涯及人生中表现得极为显著。”

  布德伯格与尤金一样,并不满意现代社会的“成就”。沙费尔这样写道:“布德伯格对学术生活的计算机化表示痛惜,有时他会故意具有讽刺意味地在写给行政主管官员的信中以他的‘职员编号’作为署名。他厌恶IBM卡[1],不屑于填写调查表。他认为所有这些都将使人机械化,丧失人性。他甚至拒绝使用索引,他认为:人应牢记经典著作,并且对其它的重要文学及历史著作都要充份熟悉,这样就不必依靠索引的帮助了。一个好的学者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好头脑、一些好书及有益的交谈。”

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德伯格(1903-1974) 承蒙伯克利的加里弗尼亚大学东方方语言系准许在此刊载。

  虽然布德伯格教授“中国文化”与“东亚的伟大经典”两门课,但是,尤金却并不将他视为中国哲学的活传递者,而只把他当作一个精通语言的人。在语文学领域,布德伯格表现出极其非凡的才能。他不仅是一位精通许多远东语言(包括蒙古语和满语)的历史发展的专家,还受过中亚及近东的一些古老语言的训练。由于他那百科全书式的学识,他倡导他称之为“全面的汉学”:研究中国古代的语言、历史、文化与草原近邻的关系,以及通过这些近邻与欧洲的相互关系。

  按照爱德华·沙费尔的说法,布德伯格通过对古汉语的历史与文献的研究,“成为一位无与伦比、除了本地人士之外,却又不为人所承认的大师……一般说来,他的学生要比那些由其他汉学家所培养的学生更见多识广。”

  在跟随布德伯格学习期间,尤金更全面地研究了《道德经》的语言。他硕士论文的题目是《〈老子〉一书中的“虚”与“实”》。伯克利的一位评论过这一论文的教授——西里尔·白之(Cyril Birch),注意到尤金所使用的语言分析方法与布德伯格的方法极奇相似。通过对尤金在亚洲研究所听申纪明课时所留下的笔记作一比较之后,很显然,论文的哲学观点得益于申纪明的智慧。

  在论文的序言里,尤金指出,他所采用的方法是“‘语方学-哲学’的方法,对词语与观念作一全新的检验。”他指出,老子“所关心的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人们所称之为的诗意理念:即充满动态联系的理念。”尤金认为许多《道德经》的翻译与注释毫无必要地使原文意义变得十分隐晦不清。虽然尤金的论文不可避免地受到篇幅的限制,但却有助于将这些理念从这些隐晦的译注中剥离出来。他写道:“我们在本书中所作的语言检验,总是和与之相关的理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希望这能部份的矫正一些屡见不鲜的疏忽,即认为老子具有‘神秘’倾向,是‘玄学’的鼻祖。许多有关老子的流行著作

中都充斥着这种想法。老子的思想常常是不可捉摸而又吊诡的,有时,它被人弄得看起来似乎是荒谬而矛盾的,但是《道德经》很少是这样的。”尤金所给出的《道德经》的注释不但使这部道家经典的意义更加清晰易懂,还发掘出它更加精微深刻的内涵。

  随着布德伯格与尤金彼此日益熟悉,他们开始分享一些与他们的学术研究毫无关系的想法。和尤金一样,布德伯格一度热衷于寻求真理,许多个夜晚,布德伯格在星空下漫步于海滩上,苦苦思索有关存在的种种问题。但是,他告诉尤金,婚后家庭日常生活的烦恼使他停止了对一问题的热切探索。

  虽然布德伯格生长在俄国正教的环境里,但是,当尤金结识他时,他已不再上教堂了。布德伯格的同事西里尔·白之教授认为他是个不可知论者;也许这是因为布德伯格像大部份在自由主义的伯克利校园中的教授那样,他们认为在自己的工作环境里表现出宗教感受或信仰,会危及他们的地位,至少这是违反职业道德的。尤金相信布德伯格实际也以他自己的方式保存了对上帝的爱。正如白之教授所指出的,布德伯格是“一个深刻的俄国人,他可能使尤金对俄罗斯的灵修价值更感兴趣。”人们知道他曾经为那些像他父亲那样的在入伍从军、即将开赴前线作战的大学生身上画正教十字。

  很可能是尤金使布德伯格记起了年青时的自己,他对“俄国的事物”感兴趣,与俄国人一样具有哲学上的爱好。但是,有一件事表明他们对“俄罗斯的灵修价值”是不同的。一次,他俩就两位伟大的俄国小说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布德伯格坚持认为在两者中托尔斯泰更伟大,尤金则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深刻。布德伯格的坚持己见令尤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出于某些原因未能发现托尔斯泰的小说中所具有之深刻内涵。他问布德伯格:“哪一部小说能展现了托尔斯泰小说的深刻内涵?”布德伯格选了《战争与和平》。回家后,尤金——这位充满热情的寻求真理者——再次从头读了一遍《战争与和平》。几天后,布德伯格听见有人敲他的房门。尤金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战争与和平》。“你错了。”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为深刻。”

  许多年后,尤金在一次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讲时,谈及此事。他提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一书中的主人公罗季昂·拉斯柯尔尼科夫。他谈到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如何表现出正教基督信仰与西方的思潮在俄国所有的冲突,以及当拉斯柯尔尼科夫当众承认他的罪行之时,正教信仰如何取得了胜利。对尤金而言,布德伯格教授是同一俄国的不同潮流的直接例证。他说:“以前,有一位教授,他是一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男爵。他是个俄国人,在他内心,他是个正教徒,但是,他却是个非常西方化的人。他在他的正教心灵上覆盖上了西方的诡辩与学术,他与一位支持他这样做的妇人结了婚。那妇人希望他在学术界出名,同时在众人的眼中成为一个大人物。

  “一天,我和他一起共进晚餐,我们讨论起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告诉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很不错,但是托尔斯泰却是一位全人类的艺术家,他的思想更为深刻。我不得不再次重头读了一遍《战争与和平》,想要看看他所说的有何意义。我终于发现了他的意义所在。托尔斯泰非常冷静而客观地描述了社会的各不同阶层,但是却没有一颗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拥有的心灵。当托尔斯泰进入宗教领域时,就对宗教加以冷嘲热讽。他根本不理解宗教信徒的所作所为的动机,对他而言,他们只是民众里的异类。对他而言,俄国民众的宗教只是人类喜剧中的一部份而已,而他却超然其上。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以他的整个心灵进入其中。他没有准确地描述社会的各不同阶层,但却在他所讨论的问题上,描述了属于基督宗教的要素。因此,就此意义而言,你可以说托尔斯泰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是一位比他走得更为深入的基督徒。

  “有趣的是,这位认为托尔斯泰更伟大的教授还告诉我,‘我能够理解你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何等的着迷,因为我有时也认为我应该下到伯克利的夏图克大街,向每一个人跪下承认我的罪。’对此,他的妻子说,‘哦,彼佳[2],如果你想这么做的话,就这么做吧。’很显然,她是在嘲笑他,但是我却明白他这么说的意思,在他内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种品质,但却完全被其它东西遮蔽住了。这说明了俄国所具有的基督宗教的智慧与来自西方的思想之间的冲突,这智慧在整整一千年的历史中已在俄国根深蒂固了。即使是今天,这种冲突也是非常真实的。”

  布德伯格为尤金进行个别指导,他发现他的学生能极其熟练地把握住语言解释的微妙之处,并且非常轻而易举地学习古代及现代的各种语言。由于尤金的这种天赋,加上他的哲学喜好,布德伯格对这个学生寄以厚望,希望他能继承自己的衣钵。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使人相信他对尤金所寄之希望不只于此,或者,至少他妻子希望尤金能认识他们的女儿。尤金受邀前往布德伯格家用餐。尤金与布德伯格教授彼此在活跃的气氛里谈了一会话之后,被邀前往客厅,布德伯格的女儿在那里为大家用钢琴演奏古典音乐。

  一些因素使布德伯格对尤金的未来所寄之希望未能成为现实。其中一个因素是由布德伯格的妻子所发现的。有一次,她劝尤金道:“要与那些俄国人保持距离!”由于本身是个俄国人,她发现尤金对正教基督信仰的兴趣开始使他对其它一切都不再留意了。

  但是,使尤金不追随他老师的后尘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他对现代学术界大失所望。当他在中文系给低年级学生上课时,就发现在他面前卓越的学术生涯的前景是什么,他对自己是否能继续度这种道路极为怀疑。他所看到的绝大多数现代的学问并不是出于对真理的热爱,而是出于学术时尚。自从进入正教基督信仰之后,永恒的真理对他而言是十分切实而可触摸得到的。他越是把握住这一真理,学术界中显见的缺乏真理就越难以忍受。在毕业于加里弗尼亚大学一年后,他以一种源于痛苦经历的强硬口吻这样写道:

  “年轻人在学术环境里接受‘再教育’之前仍渴望真理,现在他们被教导以‘理念的历史’取代真理本身,或者将对真理的兴趣转移到‘比较’研究之中。在这些研究中到处弥漫着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的氛围,这足以扼杀几乎所有发自人性的对真理的渴望。

  “今天,学术界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了腐朽之源了。这并不是能够轻描淡写地说出口的。聆听或是阅读那些不相信真理的人的话,这正在腐蚀着人们的思想。仅仅只是接受学问与知识,以此取代真理,这是更严重的腐蚀。假如这些学问或知识本身亦呈现为某种目标的话,其实这只是它们想要为之服务的真理的模仿品而已,只是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而已。可悲的是,甚至面对仍保存于学术界中首要德行,即在学术界代表人物中的精英份子身上所具有诚实品格──假如他们仍是诚实的话,那不是为了真理的缘故,而是为了具有怀疑论色彩的学术知识;因此,它极富成效地引人接受隐含于这一学术知识中的主观主义及无信仰的福音──这也是败坏。最终,败坏就是:人生活工作于一种对真理持有完全错误的观念的氛围之中。人们认为基督信仰与学术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毫不相关。即使是那些仍相信真理的人也只能偶尔地使他们的声音超越这一学术体系所发扬的这一怀疑论而被人听见。当然,罪恶首先在于这一建基于错谬之上的体系本身,它只是附带地存在于许多教授身上。这一体系允许并鼓励这些教授们去传扬错谬。”

  就某种程度而言,布德伯格本人也持有这样的批评。他晚年对中国语言学的未来越来越表示出悲观的情绪。他希望在他的学术领域中能有一个大变革,并提升其标准。这一希望为当代的学术界的现实所粉碎。在他的研究领域中从事研究工作的都是些机会主义的傀儡。每一种研究模式都注定要受到新思潮的挑战与破坏,学者们各自以之成名。由于布德伯格既是个语言学家,也是个哲学家,他不可能从事于如此的琐碎事物中。爱德华·沙费尔写道:“最终,由于他为人羞怯,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由于他的愤愤不平,他那博大而成效卓著的思想资源为学术界所不知。”布德伯格至死仍继续工作于现代的学术架构之中。他服务于一个没有他的理想存身之地的世界之中,尤金见证了他所经历到的失望与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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