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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圣经考古学

引言

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3:16-17)

很多人认为,圣经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一部伟大的伦理著作,而非真实的历史事实。十九世纪中叶,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学说后,圣经的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被不少人认为是虚构的、不科学的[1]。为了回答这种挑战,圣经考古学应运而生。此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包括出土文物鉴定、圣经所记录的古代城镇的发掘、与圣经有关的古文字的译解等等[2]。十九世纪以前,有关圣经的时代背景的知识相当贫乏,一般只有参考圣经的记载和古希腊史学家的著作,而这些著作主要是关于新约的,有关旧约的却极为稀少。圣经考古学虽只有一百多年历史,但已硕果累累,尤其二十世纪以来的许多重大发现,帮助人们建造起圣经的历史架构,并验证了一些过去被怀疑和被嘲笑的圣经故事,充分肯定了圣经的历史性。

按照圣经原则,证据应该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来确定。根据希伯来律法,没有见证人提供某人犯罪的充分证据,被控方是不能被定罪的---尽管他们在审讯耶稣的时候把这个律法撇在了一旁。谈到神的话语,相似的原则也可从现代考古学中得到证明。诗篇八十五篇第11节告诉我们:“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和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89节说:“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神的话是确定的。神比人类的历史更加长久,而且神会在自己的时间内证明它的真实性。 

一、考古学证明圣经的证据

许多年来,有太多的针对圣经的历史可靠性方面的批判,通常这些批判是基于缺乏外在史料来支持圣经的记载。但是圣经不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历史书,它更重要的是一本向人说明神心意的书,有些是不能通过历史资料来证明。但是随着十九世纪中期的考古学发现已经很大程度上证明圣经的真实性,这里例举一些例子:

1关于一神的重要证据 

从前有许多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宗教信仰的过程是由最低级演进至最高级---从拜物(如大川,大山,大树之精灵)而至多神教,而至一神教(相信多神,但以一神为主),而至独神教(只信独一之神,即上帝),例如基督教与回教[3]。但是圣经记载人类最初敬拜一神,后来才沦为多神教,敬拜偶像,因此圣经大受批评。但后来英国考古学家Stephen .H. Langdon在其著作内指出:按照古代巴比伦之胶泥版及石版上之记录,人类最早之宗教信仰是独神教[4]。另一位考古学家Flinders Petrie宣布埃及最古的宗教是独神教。著名人类学家Wilhelm Schmidt在其著作内说,在许多原始民族中都有一种一神信仰[5]

2、关于以色列人的先祖的证据 

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以色列人的祖先们家谱具有绝对的历史性,是可以证实的历史人物。不仅考古的发现可以证实圣经的记载,圣经的记载也可以帮助考古发掘。翁格(Merrill Unger)说:“根据旧约圣经的资料,考古学家们挖掘出好几座古代的城市如亚伯拉罕的家乡吾珥[6],发现了过去被人视为根本不存在的民族如赫人[7],考古学以惊人的手法增添我们圣经知识的背景,也填补了历史上的空隙部分”。其中以二十世纪中期,考古学家在西亚-北非地区接连取得五项重要成果为著:

(1)吾珥(Ur)废墟考古。古城吾珥在巴比伦南部,幼发拉底河西岸,今伊拉克境内。希伯来人的祖先居住于此,亚伯拉罕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创11:28,31)。1922-1934年间,英国考古学家伍利爵士(Sir Lernard Woolley)与其考古队在此进行了12次的成功挖掘,每一次都收获颇丰。研究表明,早在公元前2800至前2360年苏美尔人称霸美索不达米亚时,吾珥就被建成一个文化发达的城邦[8]。至亚伯拉罕时代,吾珥一直是全世界最繁华的大都会之一,土地肥沃,商业往来频繁为一制造业、农业和航运的重要基地。

(2)乌加里特(Ugarit)文献[9]。古城乌加里特位于今叙利亚沿海城镇拉斯珊拉(Ras Shamra)。1928年春天到1937年法国学者薛夫尔(Claude F. Schaffer)发掘出大批宗教文献。这批泥板收藏在一间书库中,书库位于两个大庙之间,一边是巴力神庙,一边是大衮神庙。泥板的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1500至前1400年,板上的楔形文字是闪族语系的迦南文,文法类似腓尼基文,亦与《旧约》希伯来文相近,因乌加里特文字和希伯来文字关系密切,希伯来语言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得以参照解决,例如“bethheber”一词(箴21:9;25:24)以往解作“房屋”,现据对乌加里特文字的研究,得知应解为“仓库”。另外,乌加里特文献记载充分揭露了迦南宗教的黑暗、败坏和邪恶,有史以来人类绝少有象迦南宗教那样惊人地将暴力、情欲集于一身的。对邪恶的迦南人,神也曾给予宽容,等待其悔改。从考古学的发现看,从亚伯拉罕时代到四百多年后的约书亚时代,迦南人毫无悔改的心,已恶贯满盈,非被彻底剪除不可了。按其恶行和淫虐,即使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不加征讨,迦南人也会自取灭亡的。

  (3)努斯(Nuzi)[10]泥板。努斯城废墟今称约兰底比(Yoghlan Tepe),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北约240公里处,坐落在古狄斯坦(Khurdistan)南部山脚下。1925至1931年,设在巴格达的美国东方研究院和美国哈佛大学联合发掘了这座废墟,挖出楔形文字泥板数千块,它们对研究何利人(Horite)的历史和希伯来族长时期的民情风俗极有价值。摩西五经多处提到何利人,称他们曾被以拦王基大老玛和入侵的美索不达米亚军队击败(创14:6);他们也实行族长制(创36:29);最后被以扫的后裔消灭(申2:12,22)等。因“何利”的字根与希伯来文“洞穴”(hor)类似,过去学者皆猜测他们是一群穴居的野人。然而努斯泥板表明,何利人决不是原始的穴居者,而是一个杰出的民族,在西亚古代文化史上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不属于闪族,起初居住于高加索山脉南部,后来迁徙到两河流域东北部,至公元前2400年左右进入底格里斯河东岸山区,再后(前2000至前1400)又回到两河流域北部。努斯泥板涉及的西亚古俗使《创世记》中的许多民俗得以印证,如新娘嫁人时应随身携带婢女,本人若未生育,要把婢女送给丈夫作妾,并将婢女生育的子女视为己出---《创世记》中撒拉、利亚、拉结的经历都与此如出一辙。

  (4)马里文献(Mari Letters)[11]。马里又名特拉哈利利(Tell el Hariri),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今叙利亚和伊拉克交界处,在叙利亚境内。古时是叙利亚连接地中海沿岸地区和亚述、巴比伦的交通枢纽地,以商业发达著称。1932年奥勃莱(W. F. Albright)查明马里遗址,次年开始发掘,不久便挖出一座宏伟壮丽的古代王城。城中有一座伊什塔尔(Ishtar)女神庙,该女神屡见于《旧约》记载,称为亚斯他录(Ashtaroth);还有一座庙塔(Ziggurat),式样和吾珥的庙塔相同。马里考古的另一重大发现是一座庞大的王宫,有大约300个房间,始建于巴比伦第一王朝时代。最重要的收获当推大约两万块泥板文书,统称“马里文献”,它们用巴比伦文字写成,内容驳杂,包括马里君王和各城邦通信的记录。马里文献对研究希伯来族长时代的历史颇有价值,其中多处提到“哈比鲁”(Habiru),意思是“流浪者”、“过渡者”、“四处漂泊者”,学者们认为它很可能和《旧约》中的“希伯来人”所指相通。马里文献还述及当时的先知,他们是奉神祗差遣向世人宣告圣谕的人,这种观念与《旧约》对先知的描述大致相同。

(5)拉吉(Lachish)信件[12]。拉吉是考古学者在巴勒斯坦发现的最重大的古代废墟,位于耶路撒冷西南48公里、地中海岸以东32公里,希伯仑以西80公里处。古时该城恰在非利士平原和犹大山地之间,扼巴勒斯坦和埃及之间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以色列人初入巴勒斯坦不久便攻陷此城(书10:31-35),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曾以重兵攻取(耶34:7)。从拉吉废墟出土的古代遗迹包括一道喜克索斯人(Hyksos)的城壕、三座迦南式庙宇、一座波斯式庙宇、一个古代陵墓、一口深达61公尺的古井、若干带有铭刻的器具、以及一批写在陶器碎片和破瓦片上、掩埋在焦炭和灰烬中的书信,即所谓“拉吉”信件。研究表明,这批信件几乎都由一个名叫阿沙雅(Hoshiah)的人写成,时间是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陷落前不久。信中提到许多人名和地名,其中一些可见于《旧约》,还提到一位类似耶利米的先知,但无法肯定他是否就是耶利米。信件报导了拉吉城失陷前的混乱局势,内容与《耶利米书》的某些章节相仿。所用文字为《旧约》时代的希伯来文,词汇和风格亦与《耶利米书》接近。

  除上述各项成就外,考古学家还发掘出《约翰福音》的“莱兰纸莎草纸残片”、扫罗的国度基比亚、巴力比利土之庙、非利土人的铁制武器、舍伯那的印鉴与墓碑、基遍水池、乌西亚的王宫等圣经文物或古迹。诚如历史学家詹姆士所言:“就写作时代而言,犹太人的文献在规模上和权威性上都是独一无二的”[13]

3关于死海古卷的重要证据 

20世纪中期,被誉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最重要的考古成就”的“死海古卷”(The Dead Sea Scrolls)陆续发现,震动了整个西方学术界[14]。1947年春,一个贝杜因牧童在死海西北岸的昆兰山区寻找迷途的羔羊时,发现一个很深的洞,他向洞中投石头,听到异样的响声,便好奇地进洞探看。在洞的深处找到几个高而圆的陶瓮,其中一个内装11卷扎有麻布的羊皮卷,长1至7米不等,上面写着古希伯来文。牧童将它们带下山,卖给伯利恒的一个补鞋匠,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死海古卷。在大约10年中(1947-1956)从11个古洞里找到约600份手抄经卷和数以万计的残篇,其中包括《旧约》、《次经》、《伪经》多数经卷的古代抄本,和昆兰社团的各种文献。此外还在洞穴群附近发掘出古建筑物和墓地遗址各一处,后称昆兰遗址。

  死海古卷用希伯来文、亚兰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四种文字写成,内容可分为三大类:(1)《希伯来圣经》(即《旧约》)、《次经》、《伪经》的抄本、注疏和外传。《旧约。除《以斯帖记》外,其余各卷都有抄本,多数残缺不全,只有少数完整(如《以赛亚书》和《撒母耳记》)。《次经》抄本有《托比传》、《便西拉智训》、《所罗门智训》等。《伪经》抄本有《巴录二书》和《以诺书》。《旧约》注疏有《以赛亚书评注》、《哈巴谷书评注》、《诗篇第37篇评注》、《何西阿书评注》、《弥迦书评注》、《那鸿书评注》、《圣经律法评注》等,它们常以说梦、解谜的形式以古证今,对犹太人的现状作出评论。“外传”是另一类注释,可称为演义式注法,如《创世记外传》写到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很美时(创12:14),淋漓尽致地渲染了她的容貌之美。

  (2)昆兰社团自身的文件,包括《训导手册》、《大马士革文件》、《会众手则》、《感恩圣诗》、《战争书卷》和《圣殿古卷》等。《训导手册》长约200公分,宽约30公分,包括11段经文,内容涉及昆兰社团的宗教信仰、礼拜仪式、组织构成和道德法规等。《大马士革文件》又称《撒督文件》,是撒督人的各种手稿,连同《会众手则》,对昆兰社团的组织形式、生活方式和宗教信条等作了规定。《感恩圣诗》是一部诗集,由35首完整或残缺的感恩诗构成,文体完全模仿《诗篇》,内容多为对上帝的赞美、感激、倾诉和呼求。《战争书卷》又称《光明众子和黑暗众子的争战》,以启示文学手法描写了末世到来时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之间的战争,以及光明和善的最后胜利。《圣殿古卷》大半记述犹太教圣殿的建造和装饰,意在补充正典有关建殿律法的缺遗,文体类似《出埃及记》第35至40章。(3)有关巴尔·科赫巴起义的命令、信件,以及起义时期的商贸协议、婚姻契约等。

  “死海古卷”对研究纪元前后的中东历史,尤其古代后期犹太教和初期基督教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它证实了初世纪学者约瑟夫、斐洛和普林尼对艾赛尼派的某些论点,同时纠正了他们的错误说法,为后人考察该派的弥赛亚观念、共同消费生活、一夫一妻制家庭和宗教礼仪等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死海古卷”产生于基督教孕育和形成时期,其中许多语词(如新约、选民、光明之子、圣徒、火湖等)后来屡见于《新约》,它们对研究基督教的成长背景和思想渊源极有意义。古卷中的《旧约》抄本是迄今所知最古老抄本,对校订经卷原文、确定其成书年代、研究希伯来文和闪族语言的发展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另外,“死海古卷”还有助于探讨古代后期犹太民族反抗异族压迫的历史,以及犹太神学与波斯、希腊、罗马宗教思想的相互影响等[15]

  总之,两个世纪以来,圣经考古学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它们为世人展示了中东地区古代社会的原始风貌,使人们对《圣经》的认知不断步入更科学更严谨的轨道。当前,圣经考古学正方兴未艾,深入进展,新的探索和发现仍不断涌现。

二、考古学能证实圣经吗? 

考古学证据的不断涌现,迫使人们修正研究旧约宗教的方法。很显然,对于圣经的不断重新发现往往导致人们重新评价圣经信仰。这与古代正统信仰惊人地吻合。不论是经院哲学还是不负责任的新正统神学都不能使我们的视线转离对于圣经的信心。[16]

1圣经的优越性不受抨击者的影响 

我们不用这样的陈述:“考古学证实圣经”。事实上,这样就会置考古学在圣经之上。当看起来很明确的考古结果,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通常考古学会支持特别的圣经记录。有些人会说,它“证明圣经”。但这种陈述应该有所保留,因为考古学是圣经的证据而不是它的主要的根基。

圣经中成千上万的事实是不能证明的,因为证据已经遗失很久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圣经的印证是可能被发现的,因为在所有文学作品中,只有圣经是经得起详细查验的。它可以经受任何抨击的优越性使学术界震惊。圣经从创世记到启示录一再得到证实。创世记第一章到十一章的重要性一再被认可。列祖的背景也有证据支持。摩西的著作确实可以追溯到他所处的时代。约书亚领导以色列人攻占迦南也有见证人的记录。大卫的诗篇很明显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有关所罗门的记录也不再被看成是“传说”。信靠神的所罗门是一位文学巨匠、商业巨头和有能力的君王。他坐王期间是神赐给了以色列人“黄金时代”。通过一百五十年后一个个宫殿的出土,看到亚述时期的事件证实圣经记录的可靠性[17]。这种挖掘也不断增加了我们对旧约诸王、先知、人民和事件的理解。巴比伦之囚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居鲁士谕令清楚地显示,被掳之民回到故土按照自己的信仰敬拜。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准确地反映了被掳后时期的情景。同样地,新约文献一致地显示了见证人真实的记录:对诸王、统治者和官员无误地命名;虽是不经意却异常准确地使用了官衔;对地理疆界的突出;也略微谈到了习俗。

“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诗篇八十五:11)的确是真实的。

2、与圣经记录相关的考古学 

我们对圣经基本教义的理解永远不能因考古学的发现而改变。不过,我们必须承认,有时候再次查考圣经实际说了什么是有必要的。我们已经看到,因为在粘土、纸草和石头上的记录,所以我们对以色列周边国家官员的官衔和许多词语有了更多的理解。旧约是一本古代的书卷,而不是一本现代的记录。它的体裁是东方的,而不是西方的。有时对它的解释(基于上下文)必须根据古时犹太人象征和寓意的方法,而不是按照我们现代唯物主义时代“科学上的准确性。”有时,圣经使用“现象的语言”---当它指太阳升起的时候。从科学角度来看,地球是“升起的”事物。不过,虽然圣经不是一本科学教科书,但当它论及科学的时候却惊人地准确。这种新的考古科学越联系圣经的记录,就越确信圣经是一本独特的记录。它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以色列周边国家人民所留下来的其它著作。

3考古学对研究圣经者的价值 

考古学使许多学者更加严肃地对待圣经。它与以色列及其周边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它的陈述所暗含的准确性经常使研究者大吃一惊。如果,考古学所显示的证据是符合圣经作者们生活的情况,信息所针对的背景,那么他们令人惊异的预言信息显然也是真实的---预言是在事件发生之前很久写成的。考古学对研究圣经的人所带来的巨大价值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考古学印证了圣经,它常常显明圣经中提到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准确的。第二、考古学给圣经记录带来地方性的色彩,暗示它们的背景是真确的。第三、考古学提供了附加的事实。考古学事实帮助研究圣经的学生更好地理解时代和环境。第四、考古学已经证实了圣经翻译的巨大价值。我们从其它经文中常常会被某些词语和短语意义的光照。列王纪下十八章第17节准确地使用了亚述军队的三个官衔。这些词语是他珥探(总司令)﹑Rabshakeh(王太子)和Rabsaris(太监总管)。当1611年英王钦定本圣经翻译完成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些词语的意义[18]。只有当亚述宫殿被人挖掘出来之时,我们才明白它们的意义。这些称谓在旧约的准确使用是另一个强烈论据。人们若与自己的敌人没有某种形式的联系,就不会知道他们的官衔。第五、考古学已经证实了许多圣经预言的准确性。圣经记录不仅是极其优越的,而且也是相当可靠的。那些早期的圣经记录不能再被当作奥秘或神话传说看待。

“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诗一百一十九:89)

总结

考古学对学习圣经的人很有帮助,因为考古发现往往能让人对圣经时代的人的生活,生活的环境,习俗和语言有更多了解。此外,考古学也提供有用的资料,让人知道圣经预言得到应验,诸如古巴比伦,尼尼微和泰尔这些城的倾倒。(耶利米书51:37;以西结书26:4,12;西番亚书2:13-15)可是,考古学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历史文物有什么价值,必须有人解释才能让人明白,而这些解释难免都会出错和需要修改。基督徒的信心,不是基于考古学家发现的残转,烂瓶,或什么颓垣残壁,而是基建与整套协调一致的圣经真理。(哥林多前书5:7;希伯来书11:1)我们希望借着这些事实让人看见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是一位在历史中并透过历史的记录来主动启示祂自己那一位。透过向听众表明圣经的真实性来进一步向他们说明圣经的启示性。也就是圣经的特殊启示性,和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不同,圣经的启示性在于它是上帝亲自说话向人显明祂自己的一个媒体。而科学则是人类用自己的理性来描述上帝之创造的事实。

我们介绍圣经的历史性的时候需要同时介绍圣经的超越历史的特性。比如,圣经讲述“起初”和“末后”的事情,并以上帝的第一人称对历史事实做出其判断和预言,并且很特别的祂还以亲自进入历史的方式显明祂对人类历史的转折性影响。这些都是与其他历史著作截然不同的地方,也是一个身处历史之中的个人根本不可能拥有的一种历史观。而来听讲座的人所熟悉的可能是一种教科书上所教导的唯物史观。也可能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历史观。从这个对比可以看出一些差别,圣经里记录很多人类和以色列人的犯罪历史,而中国的历史里面则充斥着荣耀史。圣经的历史记录是让人以史为鉴,叫人知罪、反省、认罪和悔改,唯物史观则是叫人总结在斗争中的经验并夸耀人类的伟大。

因此圣经考古学的意义不是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而是借着这些所考证的事实让人看见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是一位在历史中并透过历史的记录来主动启示祂自己那一位。因此圣经考古学需要向世人提出一个问题:上帝掌管历史,祂又为什么要介入历史?这是圣经考古学的福音意义:它向当代人传递一个从历史而来的信息,上帝看待历史的救赎视角,祂关切人类的发展,并在人类因为自己的罪而陷入灭亡的深渊的时候向人类显出他审判和拯救的记号。比如,巴别塔,挪亚方舟,俄摩拉和所多玛,出埃及,进迦南,以色列民族的灾难以及耶稣的道成肉身。


[1]王曾才,《西洋近代史》,(台北:正中书局,2003),243。

[2]Colin Renfrew著,《考古学》,(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1。

[3]曾仰如,《宗教哲学》,(台北:商务印书馆,1996),11。

[4]Stephen.H. Langdon,Semitic [mythology]. Mythology of all races, v. 5.(New York: 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1964),14.

[5]Wilhelm Schmidt,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religion,(New York:Cooper Square Pub,1972),83.

[6]Carol Delaney,Abraham on Trial, Carol Delaney,(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5.

[7]蔡春熙,《石头在哪里?赫人在说话》,http://www.truth-monthly.com/issue110/0211bf03.htm

[8]Leonard Woolley,Ur: The Buildings of the Third Dynasty: Volume 6, (TRUSTEES OF THE TWO MUSEUMS,1974), 12.

[9]K. Lawson, Ugarit at Seventy-Five,(Eisenbrauns, 2007), 83.

[10]Michael D. Coogan,Scripture and Other Artifacts: Essays on the Bible and Archaeology in Honor of Philip J. King,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 1995),162.

[11]Abraham Malamat, Mari and Bible, (Brill Academic Pub, 1971),81.

[12]Philip J. King,Life in Biblical Israel,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2), 250.

[13]詹姆士,《史中之史介绍》,(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80。

[14]James H. Charlesworth,The Bible and the Dead Sea Scrolls,(Baylor University Press,2006),163.

[15]庄新泉,《沙尘中的荣耀──死海古卷与圣经》,(台北:圣经资源中心2001),25。

[16]《生活中的宗教》,(四川文艺出版社,1955),550。

[17]许文廷《中东:希腊以色列埃及土耳其》,(旗林出版,1999),71。

[18]《东吴历史学报》,(台北:东吴大学,2003),273。

转载自神的小仆人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9f5a2b01017ic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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