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

11. 邻近家乡 

对于浅薄之人及有罪之人而言,在人类思想的浅池里
戏水要比在基督的深渊内遨游更舒适。

——圣尼科拉·维利米若维奇

  虽然佛教是旧金山的进步知识份子感兴趣的主要宗教,亚洲研究所也吸引了许多其它灵性传统的年青知识份子。尤金通过这些人,并加上自己的研究,对几乎所有可能接触到的传统以及它们最深奥的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认识。

  尤金与研究所的一位有着正统犹太教背景的学生成了朋友,通过此人,他加深了对犹太教哈西德派的认识。他开始阅读传统的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著作。对于布伯所写的《上帝的晦暗》一书,他这样写道:“本书由预设的观点出发,似乎对现代主义做了一个精确的描述,或至少对现阶段的现代主义做了一个精确的描述。”他很喜欢布伯写的《我与你》一书,但是使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写的《巴尔·谢姆(Ball Shem)》——波兰犹太教神秘的哈西德教派的创始人的传记,布伯翻译的哈西德派的灵修轶事与著作也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阿南达·古马拉斯瓦米(An-anda Coomaraswamy)是尤金敬重的一位来自东印度的印度教作家,他是盖农的好友,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印度艺术馆的馆长,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世界艺术背后的普遍形上学法则的诠释者。看起来,尤金唯一参访过的印度中心是吠檀多寺庙,这座寺庙由吠檀多社团管理,该社团大约于1900年由斯瓦米·维伟卡南达所创立。通过阅读了盖农的著作及其它资料,尤金很快便觉得维伟卡南达的“西方化的吠檀多”是现代的另一伪宗教。

  尤金认识的一些学生倾向于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教派——苏菲派。尤金虽然对伊斯教的兴趣很小,甚至根本就不感兴趣,但却对苏菲派对诵念真主九十九个圣名的修持十分着迷。

  受到盖农的影响,尤金开始将基督宗教视为真正的古老传统之一,尽管如此他仍将基督新教视为反传统的,故此新教不属于这一传统。另一位尤金喜爱的作家是马克思·皮卡尔得( Max Picard ),他是一个瑞士皈依罗马天主教的犹太人,他也以相似于盖农的方式看待现代社会。尤金的藏书中有皮卡尔得的《飞离上帝》、《我们自身内的希特勒》和《人类的面容》。

  在研究所的学生所研究的不同灵性思潮中,基督教神秘主义并未被忽略。尤金知道至少有两个学生与东方的正教基督传统有关系。他们中的一个名叫克里斯特·洛夫迪耶夫,他是保加利亚人与克罗地亚人的后裔,当他还个婴孩时就受浸加入正教会。洛夫迪耶夫是个中年人,长着一付斯拉夫人的相貌,具有一个温柔慷慨的心灵,具有一个极负魅力的人格,他在桑·昆达监狱的囚犯中有忠实的追随者,他在那里教书,并开设了比较宗教的课程。他至少有一次带着尤金和研究所的其他朋友和他一起去监狱参观。几年后,在埃尔德里奇·克利弗(Eldridge Cleaver)的社会抗议畅销书《狱中灵魂》中,洛夫迪耶夫被称为“桑·昆达的基督”。虽然他自认多少算是艾伦·华滋的弟子,但他的灵修之路却是他自己设计的,将许多传统的灵修方法,主要还是基督宗教的,整合在一起。他对东方正教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现代俄国宗教思想家尼古拉·别恰耶夫的哲学上,别氏以对他本国的信仰所持的自由主义及不守传统规范的取向为傲。

  研究所的另一位与东方正教有关系的学生是尤金的室友——琼。琼是一个由其它信仰皈依的正教信徒,他在旧金山的不同俄国正教教堂参加礼仪。与克里斯特·洛夫迪耶夫不同的是,他专注于东方正教基督信仰的传统文献里。他介绍尤金阅读早期教父与修行者谈论灵修生活的著作的选集——《慕善集》(Philokalia),还让他读记述一位十九世纪的俄国朝圣者的祈祷经验的灵修名著——《朝圣者之旅》(The Way of a Pil-grim)。尤金最初的反应是发现《慕善集》中所描述的耶稣祷文与佛教净土宗的信徒持诵阿弥陀佛圣号在外在形式上极为相似。一开始,他对东方基督宗教的灵修的认识可能还不是很深,但现在他至少知道在属于他从小生长于其中的文化的宗教——基督宗教里也有某些可以与他曾一度以为必须在其它宗中才能找到的东西。

  在他到旧金山之前的不多几年前,有一本名为《宗教的超然一致》(The Transcendent Unity of Religions)的书被译成英语出版了,作者是一位瑞士-法国的思想家弗里肖夫·舒昂(Frithjof Schuon)。这本书更加深了尤金对基督宗教深奥的神秘主义的认识。舒昂一度是盖农的追随者。盖农似乎对东方的正教基督宗教所知不多,圣尼科拉·维利米若维奇恰如其份地称正教为 “世上保存完好的秘密”。经过了一代人之后,舒昂获得了相当丰富的有关正教那崇高的灵修的知识,他引导尤金把它视为最为纯粹的基督徒传统。就如当时的尤金那样,舒昂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了解基督信仰,他过于“明智而又谨慎”,无法看到那启示给小孩子的隐秘事物。尤金具有敏锐洞察力,因此他能得益于他由舒昂所获得的知识,尽管如此,他缺乏足够的经验,不能看透这种知识的缺点。 

  正是琼促成了尤金第一次参加东方正教会的礼仪崇拜。“你对东方的宗教感兴趣,”琼说,“你应该去看看东方的基督宗教。”

  在琼的建议下,尤金第一次去了旧金山市中心中的俄国域外正教会的主教座堂,这座教堂被奉献于“众哀伤者的欢乐”圣母像。它以前是一座圣公会的教堂,在教堂四周的墙上有许多高高的彩色玻璃窗。它的拱顶由一些取自旧的远洋船上的木板所造成,人若是站在堂里,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巨大的方舟之中。

  尤金来到主教座堂时,教堂里正在举行暮时课。一盏盏红色的油灯在金质的圣像屏前闪烁,照着基督与圣母的的圣像。从圣堂的左侧与唱经楼上传来优美动听的启应经的歌声,所使用的语言对尤金而言是陌生的。圣堂中央的一个小平台上站着一位驼背的跛足老人,留着白白的胡须,身穿紫色的礼服。这位老人就是吉洪·特罗伊茨基总主教。他全身心的投入于礼仪之中,由于全神贯注,两眼闭着。一旦他睁开双眼,在那些与他一些举行礼仪的人看来,他的目光严厉,令人警醒。

吉洪总主教的矮小身材给尤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也许尤金看到他那时并非只是在那里按照精心设计好的礼规主持祈祷而已,总主教正处在一种深度的祈祷状态之中。那时,尤金还不知道吉洪总主教是个终生祈祷的人,他于俄国喀山及普斯科夫修道院的蒙上帝光照的加夫里尔长老座下接受过灵修培训。在他毗邻于主教座堂的的小小住处里,吉洪总主教花在祈祷上的时间远超过其它任何事,他会彻夜醒寤祈祷。 

  在主教座堂里,发生在这个看来只是个过客的人身边的一切深深地打动他的心灵。他亲眼看到了传统圣像艺术及音乐的优美,更为重要的是,他感受到了他一直以所渴望的脱离这个世界的愿望的满全,因为他所看到的不属于此世,而属于另一世界。从旧金山嘈杂的都市生活到在礼仪中感受到属天的荣光与平安,这一转变比起巴赫在《我心已足》中所描写的进入永恒安息的喜乐转变,两者并非不同。

  二十多年后,尤金这样描述他第一次亲身经验到正教的情形说:

“在我进行研究的多年时间里,我以“超越所有的传统”为满足,却又以某种方式忠于这些传统……当我去一座正教教堂参观时,只是为了看看另一个‘传统’,我知道盖农(或是他的一个弟子)将正教描述为最可信的基督徒传统。 

  “但是,当我第一次进入一座正教教堂(旧金山的俄国教堂)时,有一件事在我身上发生了,这是我在任何一座佛教或东方宗教的寺院里从未感受到的。在我的心里有一个声音说,这就是‘家’,我的探寻就此结束。我不能确切地知道这有什么意义,因为礼仪对我来说很陌生,所用的是一种外国的语言。我开始更频繁地参加正教的礼仪,渐渐地学会了这一语言与习俗,但是,对于所有可靠的灵性传统,我仍坚持盖农所提出的基本观点。”

  在他第一次参加正教礼仪后,尤金还去了许多正教教堂参加礼仪。最吸引他的是俄国的正教传统。在旧金山有三个彼此互相重迭的俄国正教会的“圣统”:俄国域外教会、美国都主教区以及莫斯科牧首区。尤金参加所有这三个不同圣统教会的礼仪。

  1957年,尤金在旧金山不同的俄国教堂(特另是在美国都主教区的圣三主教座堂)里参加圣周及葩斯哈(复活节)的礼仪,深受感动。那时,美国都主教区在旧金山的正权主教是约翰·沙霍夫斯科伊主教。约翰主教是个受人尊重、极具影响的教会神职人员,俄国革命前,他从小就是亲王。1926年,他在希腊的阿托斯圣山出家,成为一个修士。1950年他被提名为旧金山及美国西部的主教之前,一直担任纽约的圣弗拉基米尔神学院的院长。

  尤金这样描写那年的圣周五在约翰主教的主教座堂里举行的礼仪:“圣周五是极为肃穆的一天。晚上有隆重的游行礼,将基督的殓布由灵柩中请出,游行礼时咏唱为亡者举行的礼仪,当游行队列环绕圣堂游行时,丧钟响了起来。”

  圣周五肃穆的礼仪只是为了突显出在复活节那天在同一圣堂所感受到的喜乐。尤金这样写道:“复活节那天,我从未看到过有比约翰主教更喜乐的人了,他在会众中朗声咏唱‘基督复活了!’,众人异口同声的回答‘祂真复活了!’……

  “复活节后的一周的每一天都是节日。在俄国教堂的钟声天天响个不停。”

  尤金在吉洪总主教及约翰主教的两座俄国主教座堂里的经历并未即刻在他身上产生变化。但这却在他内播下了一粒种子,这粒种子将在他内生长发芽,最终使他成为一个新人。从他第一次进入正教主教教堂直到他认识教堂的圣像上所描绘的那一位,这一过程持续了几乎三年之久。

1957年,尤金写了一篇文章,我们在其中可以发现他试图在思想里调和他的内心早已告知他的观念。这篇文章题为《伪宗教与当今时代》,文章一开始即回顾了宗教神秘主义、西方化的吠檀多主义以及所谓的“新思维”,并得出结论:这些都是伪宗教。因为他们敌视正教,间接地崇拜自我,对东方的思想加以曲解,这些都为敌基督的反对传统打下了基础。在文章中,与尤金的灵性成长有着特殊关系的是“传统基督信仰的颠覆”这一节。尤金在这一节里指出,在罗马天主教内,宗教形式已部分地失去了它们的“内在的一面”,于是“教会只得堕落于纯粹外在形式的幅度”。他写道:“教会一直存在,直到现今这个腐朽堕落的状态,”但却仍保留着传统的样式。“现在,一个全新而更强烈的攻击又加诸其上……其目标是使基督信仰成为另一‘伪传统’,使之能够被附加于正不断成长的现代的思想“综合”里。……这个时代的‘宗教调和主义者’(syncretist)是不会允许教会的‘专一主义’观点的。他们强调应该‘宽容’,以适应‘人类新的良知’。” 

  尤金反对这种观点,坚持基督信仰的“狭隘”,认为这对西方思想有益,因为这种“狭隘”将凡不直接有益于救恩的思想加以限制。他写道,“基督信仰正是为适应(西方思想)这种狭隘而建立起来的,基于它的局限性,塑造了适合于西方人的得救方式。后者(西方人)拒绝了基督信仰,也就拒绝了自身的得救,因此没有按其本性行事。”

  尤金本人既不拒绝基督信仰,也不接受基督信仰的“专一主义主张”(诸如,坚持只有耶稣基督是降生成人的上帝,只有一条得救之道,等等)。虽然他声称这些对于西方人的得救是有益的,但是作为一个西方人的他却超越于这一切之上。

  在曾经使他对正教基督信仰更为尊敬的同一本书——弗里肖夫·舒昂的《宗教的超然一致》内,尤金找到同样的思考方式。盖农认为没有一个可信的传统是优越于另一可信的传统,舒昂虽然因与盖农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而绝交,但仍认同盖农这一观点。他在盖农的观点上更进了一步,虽然他对正教基督信仰有更多的了解,但是,可以说,他所走的方向是错误。盖农所致力于的首先是使西方回归传统的形上学原则,对东方宗教的教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舒昂却走得更远,他发展出一套全新的宗教理念与教导,他系统地解释了各不同传统的方方面面,运用演绎法对这些加以诠释,认为在一个奥秘的层次上,所有这一切都是一致的。在舒昂的书中,盖农的知识份子精英主义被赋予了一种被更撤底地表达出来的宗教应用,由此,他的这种精英主义思想达到了极端的程度。“对普通人而言,”舒昂指出,“并没有什么优于平凡的得救之道。”但是对于那些像他那样智力发达的人而言,舒昂说还有另一条得救之道:这条道路超越所有传统,必须打破传统的观念,为了能按照人的奥秘解释将这些传统的观念重新加以吸纳。舒昂宣称,“那些上帝赐以超凡的理智的人”有权这样做。他想要指出传统宗教信徒(特别是基督徒)的“专一主义观点”有多么“天真”、“不合常理”,何其错谬,同时,他又说,对于这些传统信徒而言,这些观点却又是“幸运”而“必需”的。

  对于那些有着高度的智力,却又从不知道全然处于活传统之中有何意义的人而言,舒昂所建立起来的这种宗教理念是极具诱惑力的。尤金就属于上述这两种人。在他所写的《伪宗教与当今时代》一文中,他切望看到“‘普遍的正统思想’、各宗教之间真正而‘超越的合一’的出现”。他认为这一运动“超越所有的传统,却又不否认任何传统”,并将此与伪宗教的“宗教调合论”做了比较。 

  在他的文章的结尾,尤金讨论了当代知识与宗教潮流的最终目标:敌基督的统治。他写道:“如果‘心理’被等同于‘灵性’(正如现代人出于完全无知所作的那样),那么,科学与伪灵修就合而为一,灵性真理就成了科学‘事实’……科学与它‘灵性’领域的全新而‘更高超’的知识,将会拥有迄今为止意想不到的加于人身上的残暴统治。科学成了这个完全拒绝超越于它的实体的世界的绝对的主宰,对科学的反抗将是毫无效力的,因为科学本身拥有至高的武器——‘上帝’……这位掌管着一切活动的‘主宰思想’,就是‘仇敌’撒旦、‘仿效上帝者’。他将在敌基督身上统治他圆满的的国度……敌基督是无法抵挡的,因为他是‘美善’而‘仁慈’的……敌基督是撒旦‘敌对’的各种势力的化身,他将成为时代的至高的‘解决问题者’,他为这个时代所有重大而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了现成的答案。世人则完全为‘合理性’与自我中心所攫获,他寻求‘光明’,终将心甘情愿地聚集在能提供唯一‘答案’的敌基督身边。”

  艾丽森曾说过:“尤金在未认识到美善与真理的存在之前,已经意识到了罪恶及错谬的存在。”他在尼采身上感受到了敌基督的邪灵,并认识到它的能力。通过盖农,他看到这一能力正在现代世界里工作,通过破坏他所能获得之传统,使人无法达致更高的实体,使他陷入物质主义与乔装为灵性知识的‘心理学’之中。他发现现代人在政治压力与灵性饥渴之中,渴望寻求“解决问题者”。对于尤金来说,敌基督是真实存在的。由此,他必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我明白敌基督一定存在时,”他曾这样说,“我即知道敌基督所反对的那一位也必定存在。我知道基督必定存在。”

  就如前面所说过的,虽然他拥有知识与悟性,但他却仍没有对基督的经验。但是,他一旦沿此路走下去,这一经验很快就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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