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

9. 超越万有之上的真理


每种局部而短暂的失衡必定会促使整体达致更大的平衡, 

最终,没有什么能战胜真理的力量。

——勒内·盖农

  尤金曾引用孔子的话说:“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


  正如艾丽森所说的:“尤金很有自知之明,他比绝大多数人都更彻底地认识自己的弱点。”尽管青年时期的他有一种知识分子的优秀感,但尤金却第一个承认他曾经用理智学习的一切与真智慧相比一无所是。他称这种真智慧为“对事物本性的洞见”。当他还在波莫纳大学时,在一篇哲学论文里,他这样写道:“本文作者承认自己并未受到这种形上知识的启迪……事物的本性在本质上是非理智的,无法用理智来认识事物的本性……因此,在个人与这‘真实’之间缺少了某种其它关系。这种关系是什么呢?——是感受,还是直觉,或是其它什么呢?我们无法说清楚。”


  亚洲研究所有大量有关宗教哲学的藏书,尤金利用此机会认真研读各种有关形上学的著作,努力学习这些书中所谈论的达致真智慧的途径——虽然他完全明白这种研究只是智慧本身的可怜替代品而已。他对伊夫林·昂德希尔(Evelyn Underhill)、欧内斯特·费内略斯(Ernest Fenollosa)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很感兴趣,这些著作给他提供了思考的材料,但是有一个人对他的影响却要比其他所有人来得都大。这人就是尤金高中三年级时在开罗去世的法国形上学家勒内·盖农。尤金后来回忆道:“我热切地研读我所能搞到的他所有的著作。” 有些书,他能找到英文译本,而另一些,他只能阅读法文原版。


  艾伦·华滋也很熟悉盖农的著作,并在《至尊本体》一书中简要地提到了他。但是,对华滋而言,盖农只是一位思想家而已,我们对其思想可以加以留意。对尤金而言,却不仅只是如此:盖农的卓越之处在于,尤金可以通过他看到人类从古以来寻求终极意义所获得的无数成果。我们绝对不能低估盖农对尤金的灵性发展所有的影响。他早年所阅读过的那些著作的作家——包括尼采和华滋——对他的影响都是短暂,但是盖农却不然,他对尤金的影响是终生的。是盖农帮助尤金在人生的关键时刻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如果没有盖农,他的灵性成长可能会无可挽回地受到抑制。


  许多年以后,在一封写给另一位对盖农的著作感兴趣的追寻真理者的信里,尤金将盖农对自己的所起的作用告诉了他:“就这样,勒内·盖农的著作在我本人的知识观形成的过程中,这并不包括正教基督信仰这个问题,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勒内·盖农教导我要寻求真理,并要热爱真理超越万有之上,人不应满足于其它任何事物。”


  盖农坚信知识份子精英需要重建西方形上学的知识。这根本不可能帮助尤金克服他的那种知识份子优越感。由于盖农的哲学是纯理智的,他的教导不能在道德生活使尤金获得再生,也不能将尤金从他的地狱中释放出来,更不能向尤金显明他所追求的真理的完满无缺。尽管如此,盖农却是第一个领他走上通往真理之途的人,他给尤金展示了正确的哲学之道。可以这样说,盖农的著作对尤金所起的作用,就好比西塞罗的那篇劝人读哲学的文章《荷尔顿西乌斯》对年青的奥古斯定所起的作用一样。奥古斯定说,西塞罗的这篇文章“激励我,燃起我的热焰,使我爱好、追求、获致并坚持智慧本身,而不是某宗某派的学说。”[1]


  自从读了盖农的著作后,尤金完全变了,他不再以过去的方式看待事物了。从此以后,他无论做什么(阅读、听音乐、观赏艺术品与建筑物,或是观察他周围的生活),都抱着这样一个目的,那就是,寻求每一事物是如何与超越而永恒之真理发生关系的。


  盖农像华滋那样地指出西方文明的诸多问题之所在,但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却比华滋更加深刻。华滋总是想要指出西方文明中一切比起东方文明来说是低级的,而盖农却说问题并非在于西方文明本身,而是在于西方文明受到了现代主义精神的侵蚀。华滋首先是个西方文明的批判者,而盖农却首先是个现代主义的批判者。


  在盖农的著作中,尤金发现了他过去总是感到无法完全理解的东西,他一直都对此缺乏一个清晰的认识。他总是感到当代社会存在着某种问题,但是由于他唯一只能直接接触到当代社会,因此无法判定当代社会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于是,他以为有问题的是他自己,以为自己是个不正常的人。但是,盖农的著作告诉他:实际上,问题并不出在他身上,不正常的是现代社会。


  通过盖农,尤金接触到了一种与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先前所学习的现代哲学完全不同的思想。他在第一次读了盖农的书后所写的一封信里这样评论道:“十六年的‘学校教育’只是教导我糊里糊涂地思考问题。这本书却将如此清晰明了的思想摆在我面前,我几乎不知道该做什么了。”其实,盖农使他坚信,我们必须接受古老的传统思想,现代主义者声称坚持古老的传统是无知的表现,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当代的思想以一种历史进化的观点看待一切,而盖农所持的却是历史退化的观点。按照现代的思想,越是新盈的事物越好;而盖农则认为越是古老的事物常常是更好的。


  盖农指出,现代西方社会拒不接受古老文化的传统思想,当代西方文化就是建基于这个基础之上的。他说,人惟有回归传统,回归东西方各大世界性宗教的正统(传统)教义,才能开始再次接触到真理。照此下去,如果不回归那能引人进入整全的传统世界观,现代人的生活将变得分崩离析、混乱不堪,现代社会最终将要大难临头。


  盖农在他所写的《量的统治与时代的征兆》(The Reign of Quantity and the Signs of the Times)一书中解释了为何不接受传统的灵性法则会导致人类的急剧堕落。他指出现代科学倾向于将一切都予以量化,这样就破坏了人对真知识所具有的概念,将人的视野局限于稍纵即逝的物质上。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尤金在波莫纳大学一年级时极其信赖现代的科学观(他说,那是因为没有什么比现代科学观更好的了)。他研读了盖农的著作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虽然他仍认为现代科学是获得知识的一种方法,但现在他却认为科学所能达致的是“那种最低级、最普通的知识”。盖农在另一本书中写道:“现代文明试图将一切都屈从于人,将人自身视为终向,因此,现代文明已逐渐堕落至人的最为低级的层次,只以满足人与生俱来的物质本性的需求为满足。”为了填补科学与唯物主义在当今世代所留下空缺,于是,“伪宗教”就应运而生。但是,由于这些“伪宗教” 将心灵的与灵性的事实混为一谈,所以,它们所起的作用只是使真理显得更加隐晦不明。


  盖农根据传统宗教的末世论观点来看这种堕落的趋势,他这样写道:“若我们对现代社会本身加以思考,就会发现它是畸形发展的,甚至简直就是一头怪兽。若是我们把它与整个历史周期(现代社会只是这历史大时代的一个组成部份而已)相比较来看的话,这一结论也是如此,它完全符合这历史大时代的某个阶段所具有的特征,这个阶段就是在印度的传统里被称为‘喀利时代’的末后时代。”


  按照盖农对印度传统的理解,现代世界正处于一个曼梵达拉时代周期(Manvantara time cycle)的第四个、同时也是最后一个时代:“喀利时代”或“黑暗时代”。盖农写道,自从“喀利时代”开始以来,“原本是所有人都能达致的真理变得越来越隐晦不明,难以启及;能够获得这种真理的人逐渐变得越来越少了。”


  尤金初次读到这些话语时,一定深受震动。这些话语足以给他的亲身经验提供一个确切的解释:为何真理总是向他隐藏不露?为何他总是在寻求一些更深层次的事物?为何他感到无法在现代文明及其科技内为自己找一个适当的地位?


  盖农生长在一个法国天主教的家庭,他在基督信仰的光照下来看印度教有关“喀利时代”的教义。就如印度教的末世论中所预言的,人类社会的堕落以及背离古老的真理与基督信仰中的“背信时代”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喀利时代”末期,人类世界将要遭受巨大的灾难与破坏,这也极其符合《启示录》中所记载的。盖农这样评论说:“我们应当这样来看待这一切,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因为……旧世界的终结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盖农看来,梵文典籍中所说的这个新时代正好应验了圣经对新天新地——完全不同于现存世界的时代——的应许。最后,盖农将“喀利时代”末期所具有的欺诈虚幻的特征视为敌基督的特征。盖农断言,现代持有进化观点的人士受到蒙蔽,他们正期待着在这个时代内一个“黄金时代”的来临。“他们的错误,”盖农这样写道,“以其最极端的形式,他们的错误就是敌基督本身的错误,敌基督声称自己会以‘相反传统’的统治引导世人进入一个‘黄金时代’,甚至他使这一‘黄金时代’看起来是确实可靠的,然而无论这个‘黄金时代’看起来是如何的,它只是一场转眼即逝的骗局而已,它歪曲了传统的神圣统治(Sanctum Regnum)的观念。”


  与华滋不同的是,盖农并不贬低基督信仰,视之为西方真正的灵性传统。盖农所不认同的是基督新教主义以及其它背离传统基督信仰的现代主义思想。


  “事实上,”盖农写道,“宗教在本质上是传统的一种表现形式,反传统的思想必定也是反宗教的。反传统的思想先是改变宗教的本性,当它有能力消灭宗教时,它就将宗教全部铲除。新教一方面竭力将宗教‘人性化’,另一方面却又允许,至少在理论上允许,一个超越人性的因素(即启示)存在于其中。这就是新教的不合理之处。新教不愿直接由它的否定精神推出其逻辑上的结论,但是,在讨论启示时却又完全采用人性的解释,这样事实上完全否认了启示……实际上,基督新教在否定精神的推动之下,自然会在它内孕育出一种具有毁灭性的‘批判主义’,这在那些所谓的‘宗教历史学者’手中成为攻击所有宗教的利器。就这样,新教在假装不承认除了圣经之外的任何权威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破坏了圣经的权威,破坏了他们假装保有的唯一仅存的传统(圣经)的权威。新教一旦走上这条道路,自然就会反对传统的观念到底。”


  无疑,比起尼采以及华滋对基督宗教的彻底批判,盖农对新教冷静而透彻的分析,使尤金离真理更近了一步。


  用尤金自己的说法,盖农帮助他确定了今后研究的方向。“受到盖农的影响,”尤金写道,“我学习了古代汉语(文言文)。我决定像盖农研究印度传统那样地研究中国的灵性传统。”为了能在西方社会让人对印度传统有一个确切的认识,盖农广泛地对印度的传统加以研究,但是他却没有仔细研究中国文化。“我只是深入研究中国的传统,”尤金写道,“因为在西方还没有人以全然传统的观点来介绍中国文化。”在他接触到盖农的著作之前,尤金对禅很感兴趣,那时他已学习了一些中文。但是,为他的研究确立一个明确目标的却是盖农,这是一个不断激励他前进的目标。


  与东方的印度传统相比,尤金更接受中国的文化。他在晚年时,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有一次,我的中文教授告诉我,印度人的思想与中国人的截然不同。印度人的目光总是向着上天,寻求梵、灵性经验、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事物。而中国人却始终注目于下地。这就是我从一开始就喜爱上中国文化的原因。尽管中国文化就某种程度而言也是非常属灵的,但是基本的中国文化从未丧失过这种注重现世的因素。”在他的这种注目下地的倾向上,我们可以看到尤金母亲的务实性格,通过他的母亲,我们还可看到他的那位在“树桩地”里汗流劳作的祖父的影子。他的这一性格后来帮助他牢牢把握住基督徒现实主义的灵修,避免灵性上的“自欺”。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原因使尤金深受中国文化的吸引,那就是老子所写的《道德经》。这一公元前六世纪的中国哲学经典之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渴望阅读这一经典的中文原着,以明了其真义。他说:“它是如此的深奥,人会迷失于其中。”正如在他晚年时所作的解释那样,依照老子的哲学,“宇宙的中心就是道:生命之道。”这“道”(道路,自然秩序的法则)如同那位创造万物者那样,其特征就是纯朴和谦虚。《道德经》的法则与基督的法则极为相似,[2]《道德经》闭口不谈那些人类尚未知晓的事物。《道德经》是将来要通过基督给予人类的启示的预示。由于《道德经》本身并不包含超自然的启示,因此,它根本不能被称为“神秘”。“有些人以为它非常神秘,”尤金后来说,“但我以为它更多的只是自然(而非神秘)。”虽然如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道德经》代表了人类在没有直接的启示的情形下,通过对在大自然以及受造物的神圣秩序中所彰显出来的普遍法则的理解,所能达到的认知的典范。尤金就像基里洛夫那样,还不“知道自己相信”基督的启示。于是,《道德经》是向他敞开的最佳可能性,他努力从中获取全部利益。


[1] 奥古斯丁,《忏悔录》,卷三,第五章。


[2] 在此只举一个例子,老子说“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道德经》第六十六章),这令人想起基督的话:“在你们中却不可这样,谁若愿意在你们中成为大的,就当作你们的仆役;谁若愿意在你们中为首,就当作你们的奴仆。”(玛特泰福音20: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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