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

8. 地狱的滋味


我的犯罪是由于不从他那里, 

而独在他所造的事物中、在我本身和其他一切之中, 

追求快乐,追求超脱,追求真理, 

因此我便陷入于痛苦、混乱和错谬之中。 

…… 

我的上帝,我青年时曾远离了你,远离了你的扶持, 

深入歧途,我为我自己成为一个“饥馑的区域。”

——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

我若下降阴府,祢也在那里。

——《圣咏》139:8

  1955年,尤金参加了前面提到过的在旧金山的美国亚洲研究所的暑期学习班,当时他还是波莫纳大学的学生。他选修了由艾伦·华滋主讲的一门课程“东西方比较宗教”,同时还选修了由一位日本禅师持教的东方书法课。那个暑期,他再次在法兰西旅店租了一间房子。


  亚洲研究所创建于1951年,座落在旧金山豪华的太平洋高地住宅区里的一栋大楼内,从研究所可以俯瞰金门大桥和马林郡的群山。亚洲研究所是太平洋大学(加里弗尼亚最早的一所高等学府)附属的研究生学院,设有远东、东南亚、近东以及北非研究领域的硕士及博士研究生的课程。课程集中在亚洲的宗教、哲学、心理学、艺术以及亚洲的社会制度,并且开设有古典语言的课程,包括梵语、印地语、汉语(普通话与广东话)、阿拉伯语和日语。尤金去那里的时候,研究所共有十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讲师以及将近一百名学生。


  按照研究所赞助商最初的构想,创立这一研究所是为了向研究生提供文化资讯服务。就如《旧金山年鉴报》里所说的,它的宗旨是“为政府、教育界、政界、工业界、对外贸易界以及社会服务界的领导提供实践的培训”。但是研究所的创建人——斯坦福大学的弗雷德里克·斯皮格尔伯格——和研究所所长艾伦·华滋以及研究所的许多教授对于将研究所办成未来商界领袖和驻外使节的培训中心这一构想一点也不感兴趣。用华滋的话说:“我们所关心的是,切实改变人类意识,活出印度教、佛教与道教高度神秘主义的生活方式……回顾以往,亚洲研究所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机构,由于大学与教会在人的灵性教育上的失败,于是它就应运而生,以满足人的极其重要的灵性需求……一般来说,我们的学生只想赚钱满足他们的实际生活需要。他们并没有要在国务院里工作的雄心壮志,很少有人想要在远东经商而大发横财。他们可能一方面以为一个博士学位会有助于他们获得一个教席,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谋生之道。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注目于另外一些事物,这些事物在亚洲宗教中以不同词汇被称之为解脱、觉悟、独存,或开悟。”


  研究所还开设有独立于研究生课程之外的公众资讯计划,举办一系列的讲座、会议、亚洲音乐演奏会及艺术品展览会。每星期平均有三次公共讲座,讲者有研究所的教授以及来访的学者,包括著名的禅学权威铃木大拙。通过这些活动,研究所吸引了一批旧金山的进步知识份子:诗人、画家、作家及学生。


  所有这些活动的中心是研究所的所长——艾伦·华滋。尽管比起其他的教授,他并非出生于东方传统的背景之下,但是他的演讲却比其他人更能打动人心、更吸引人心、更有说服力。他早已是旧金山海湾一带的名人了。正如他的一部传记中所说的:“没有人能够清楚地讲述东方的神秘思想,也没有人能令东方的神秘主义更加神秘迷人,与此同时,却又能让人们相信他们几乎已经到达了即将理解这些神秘思想的边缘——在这世上没有一个人能比华滋做得更好。”


  毫无疑问,让尤金进入研究所学习的首要原因正是华滋在那里任教。他说,在他所参加的1955年的暑期学习班上,他使用华滋的《至尊本体》一书作为他写学期报告的“教科书”。那时,除了上华滋的课以外,他还与华滋及另外三个人每星期都进行一次禅修(打坐)。


  暑期结束后,尤金回到波莫纳大学完成他为获得学士学位所必须完成的学业。他写信给华滋,请求华滋为他出具推荐信以申请未来的研究生学习的奖学金。华滋给他回了信,建议他“更专业地”在他的研究领域内深造,并且给他推荐了五所学院,其中之一就是亚洲研究所,认为尤金“能够在这些学院里研究中国哲学及远东佛教,这将使他受益非浅”。华滋因为没有早一点将尤金的成绩单寄出而向他道歉,并说,“在这里为完成我所必需完成的工作需要有(印度教的)湿婆神的十只手才行,然而我却只有两只手。”


  1956年,尤金以“优等”的成绩毕业于波莫纳大学,之后,他在亚洲研究所注册成为一个全日制的研究生。他与研究所的另一个学生琼·格里格逊在旧金山合租了一套公寓。


  设法为自己在他所拒绝的社会的边缘找到了一个地方。他开始让自己远离既有的生活方式,远离那个被他视为当代“贱民”的无聊生活。通过他与研究所的合作,他很自然地成为旧金山知识份子精英的一份子,并且开始染上了那种浮夸的习气。他将他有限的零用钱积攒起来,与朋友一起到那些提供美食及异域珍奇的餐馆用餐,成了一个上等葡萄酒的鉴赏家。他偶尔会抽昂贵的巴尔干·索布拉尼耶牌香烟,照华滋的说法,这是“能够想像得到的最好的香烟”。只要可能,他会去看歌剧,听古典音乐会,参观艺术展览会,观看古典派与先锋派体裁的各种戏剧,并与其他文学界的人士一起对这些进行比较与讨论。他在一些信里采用了新兴的进步作家所使用的“自发型”写作模式,在信中他使用了杂乱无章的句式,对语法及大小写毫不在意。后来,他承认,所有这些都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都不是他内心真正想要做的。他说:“我只是在鹦鹉学舌而已。”


  尤金所加入其中的这些进步知识份子自视为一群有着极高修养的人。正如他那时的一位朋友所写的那样:“现在看来,在这个残酷的时代,我们可能看起来像是众多的蝴蝶一样,我们都是一些自命不凡、见识浅薄的人。在那里面确有一些真理,我们还满怀热情、真诚而深入地关注音乐、文学作品以及个人的体验,对那些微妙而又事关重大的差异加以区分。在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的面具背后,我想我们所做的正是自由主义的教育所教导我们去做的:探索。”


  那时,旧金山已成为美国前驱派的中心,所谓前驱派运动是一种正在探索之中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它将使美国社会走出1950年代初相对天真无邪而又自鸣得意的时期。从旧金山的“波西米亚”知识份子中产生了“垮掉的一代”[1]运动,大部份也仅限于知识份子。社会精英份子所具有的新理念以及他们全新的思考方式后来也影响到年青的一代,产生了“嬉皮士”运动,这是一个巨大、不仅只限于知识份子的国际现象,而“嬉皮士”运动也是以旧金山作为这一运动最初的主要中心之一。


  应当感谢华滋的天才,亚洲研究所对这种文化变更起了推动作用。华滋在自传中写道,亚洲研究所“是后来众所周知的六十年代初期所谓的‘旧金山文艺复兴’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正如圣奥古斯丁被人问及时间的性质那样,人们论及这一时期一定会这样说:‘(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我与所发生的一切的关系是如些密切,以致无法以正确的观点来看它。我只知道1958年到1970年间,有一股巨大的灵性精神的思潮以不同的形式(诗歌、音乐、哲学、绘画、宗教,在广播、电视、电影、舞蹈、戏剧等不同传媒,以及日常生活的不同方式)掠过这个城市及其郊区,在美国及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我深深地参与其中。如果说我对此根本就没有尽过我的一份力量,那是假谦虚。”


  在“嬉皮士”这个词被加入我们的词典很久之前,旧金山的进步知识份子就已对美国梦、及其对家庭以及犹太-基督信仰的理念表示厌恶了。凡是与此不同的任何东西,他们都认真加以探究,他们首先研究的就是东方宗教。他们不接受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却又只接受他们所愿意接受的东方伦理价值观,他们毫无顾忌地探索为任何文明社会所无法接受的放荡、堕落及变态的形式,将文化上的自命不凡与后来被尤金称之为“无法无天的精神”结合在一起。在所有这些道德相对论的宣传者中,影响最大的要数艾伦·华滋了。现在他不断批判西方的宗教,鼓吹一种新的摆脱“极端保守的基督教与犹太教”的上帝的“自由”,由此,他首先想要做的就是摆脱基督教的性伦理。他是个公认的享乐主义者,他声称“罪恶感”是犹太-基督宗教强加在人身上的,这种“罪恶感”是作用于人身上使人变得怯懦、限制人性的一种力量,因此,必须把它从西方社会里连根铲除。


  尤金自从在旧金山的亚洲研究所学习的第一个夏天开始,就接受了这种知识份子精英的反传统文化的道德观,在之后的三十年时间里,这种道德观将成为美国许多人的道德标准。尤金在华滋的影响下,选取了东方宗教的不同教导对此加以自圆其说。在一封写于1955年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西方人是特别生在焦虑和罪恶之下的,他们满怀恐惧战惊地走向上帝,或者,他们总是使自己成为一架不断生产的机器,就这样,他们向着遭受天谴而“进步”。西方人是有着巨大罪恶感的人。


  东方的智慧对我自己的罪恶感加以调和;因此,我也许实在不必去寻求“上帝”:我开始以另外的词汇阐述这个问题。但是事实在于:有限的目标决不够。


  按照艾伦·华滋对佛教教义的解释,一个人不应“寻求”任何事物,因为在寻求的过程中,人就看不到那早已存在着的事物了。由于人寻求一些事物(包括上帝与救恩),他便意识到自己是个寻求者,但自我却是虚幻的。并且,由于所寻求的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因此也是不真实的。在追随华滋学习期间,尤金在他给一位波莫纳大学的朋友的信中建立起这种宿命论哲学:


  我否认任何我通过感官所曾感知或思想到的任何事物都是“不存在”的。我确信几乎我所感知或思想过的每一事物都是抽象的,因此都是相对的不真实(因为只有具体存在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因为我是通过我那被抽象所笼罩着的感官才感觉到这些事物的。任何能被称为事物的事物都是某种事物,但是没有什么事物是真实的事物,它们只是被称为事物而已。正如佛教、中国的语言、艾兹拉·庞德、欧内斯特·费诺罗萨,以及一些现代的哲学、心理学、语义学所断言的那样:在自然界中,不存在任何事物,将真实视为“事物”是我们以想像力虚构出来的,(我以为)佛教徒和基督徒以地狱所象征的就是将真实视为“事物”。抽象就是地狱,我憎恶抽象。我无法不谈论它,仅仅只是因为我知道文字是无益的,文字不会拯救任何人。我会尽我之所能,或者说我以为我能够设法不再崇拜这些“事物”,无论它们有着如何令人振奋的形式——甚至将上帝自身加以抽象……得救就是以事物之本来面目来看它们。人不应戴着粉红色的眼镜来看它们,并对全世界说,看!唯一的上帝就是粉红色的。按自己的信今行事是抽象的,是地狱本身。只要人将它视为终向而崇拜它,将它藏于他的心灵的眼睛内,说:这就是真实,地狱就在那里。以自我作为起始,与以上帝作为起始,是同样可怜的,假如两者都是抽象的话。惟有觉悟才是重要的——如:佛教的佛陀……。


  如果人无法通过“上帝”、通过“自我”,或是通过任何这些抽象的事物拯救自己的话,那么,他应如何拯救自己呢?……人不能拯救自己。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是徒劳无功的。如果上帝——“上帝”——想要拯救我们这些受诅咒的罪人,祂会拯救的,对此,我们无能为力;同样,我们也并非对此无能为力——行动是徒劳的,不行动亦是徒劳的。


  假如地狱只是对抽象的幻觉的一种象征而已,假如在追求真理、启迪或救恩的道路上无论“做”什么都是徒劳的话,那么还有什么能阻止人寻求享乐呢?这正是背弃基督教的艾伦·华滋所得出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生活实践就是这样的。尤金也接受了这种哲学,并且也得出了它在逻辑上结论。他与他的许多同龄人一样,开始在生活上追求享乐,并且过着一种性放纵。正如艾丽森所观察到的,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尤金身上具有某种反叛上帝的性格。正如他曾在巴尔迪山顶挑战上帝那样,这一次他是公然违抗祂的律法。


  比起旧金山的“波希米亚”亚文化圈来,尤金在波莫纳大学的朋友中的那些出规份子的行为真是太乖了。尤金在一些给他在波莫纳大学的朋友的信中,表现出一个二十二岁的、正在做着先前禁止他做的事的青年所有的那种轻率无礼、漫不经心的态度。尽管如此,这似乎也只是一种虚张声势而已。正如他后来所说的,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最可悲的时期。他说,即使他在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时,这些事都令他感到厌恶。后来,这些事使他长时期陷于消沉之中。


  为了能暂时摆脱“罪恶感”——这种“罪恶感”其实是他良心的声音,也是上帝在他心中发出的呼声——尤金越来越投入美酒、佳肴以及矫揉造作的文化娱乐等感官逸乐之中。在给他所在圈子里的同伴的信中充斥着这些内容,信中不时出现这样的词句:“我曾吃过的最棒的鱼……我们在儒略堡[2]喝了一瓶克鲁斯·恰伯利上等干葡萄酒。”


  但是这一切只能使他的罪恶感日益增加,使他越来越逃避现实(尤其是酗酒)。他买酒,一买就是一加仑。在一次狂欢会上,艾伦·华滋也在场,他喝得酩酊大醉,以致第二天他根本不记得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即使在他酩酊大醉时,他以为是“抽象”而加以拒绝的上帝却仍不将他独自撇下。在他醉酒时写给波莫纳大学的一位朋友的信中,他写了几行恶毒逞能而又恶作剧的话,只有当他要结束这一游戏,才问:“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待在旧金山吗?因为我想知道我是谁,上帝又是谁。你想认识这些事吗?这些是我唯独关注而想要知道的事。”在另一封信中,这信同样也是在他喝醉时写下的,他承认道:“我一定是‘病’了,因为凡是缺少上帝之爱的人都病了。”


  偶尔尤金也会在大自然里寻求庇护,他发现在树林里散步有助于使他走出自己的头脑,走出他的那些病态的思想(包括自杀的念头)。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发现……就如我昨天所做的那样,当我离家坐车前往密尔山谷,在穆伊尔树林里徒步旅行时,或者,就如我下星期天所要做的那样,去爬塔玛派斯山时,我就不会沉迷于我所渴望的事物。然而,当我在旧金山的街头行走、看电影或吃糖果串时,我要么就是沉迷于自我空虚的病态思想中,要么就是想到自杀,这些念头在我长时间思考问题后必定会赶上我。”


  正如尤金日后所说的,这是他最痛苦的时期,他开始试验精神失常。这不仅是受到那些持荒谬的虚无主义观点的存在主义作家(诸如尼采、卡夫卡、加缪、尤奥斯高)的影响而导致的,也是由于他的东方理念。正如华滋与佛教教导他的,假如抽象思考是错觉,知识是无知,那么,也许彻底打破逻辑思考的进程最终会使人结束这种错觉而获得自由,使人得以看到真理。尤金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相信,幽默感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无论你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需要明智。最近的几个月里,我已迅速地丧失了这种明智。当然,有许多种不同的明智:一种是仅仅不与现实接触,比如那些已经适应了我们的文明的人所处的状态;一种是既不与现实接触,也不与我们的文明接触(比如尼采);还有神圣的疯狂(比如不同形式的“附魔”);等等。


  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


  我几乎是有意使自己难以理解,我可能在无意之间会对自己感到惊奇。事实上,这封信主要是写给我自己看的,其他人都承担着看不懂它的风险——这主要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快速、焦虑不安、新奇是知识最终的形式,当知识变成无知之后,否定知识或为众人总结出这一点,使他们看清这种知识实在是无知的,这样,不仅知识,连存在的万有都将消逝。


  那么,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的时日吗?这些就是时代的征兆吗?我们的时代并非“没有定向”的发展着,它在沉沦,速度是如此之快,我们无法如此快速地运动,但在内心却激动不已。


  谁寻求“意义”?——疯狂是有意义的。我们是创造混乱者。不仅在思想上创造混乱,也在一切事上制造混乱。


  当然,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只是在追随而已。


  尤金一度深刻地探究他所处的这种状况,他开始怀疑是否他是唯一存在的实体,外部的世界只是他的幻梦而已。


  一位在那个时期熟识尤金的朋友这样说道:“他是个极其内向的人,他的许多事情对我而言是个谜。他几乎好几个星期都一言不发,甚至有时好几个月都是这样,他看起来似乎在内心密谋一些不可告人的恐怖事件。”


  尤金公然蔑视上帝的诫命,以此挑战上帝的权威,他开始经验到地狱的痛苦。他感到临于他身上的诅咒,对自己充满了厌恶。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感到在受诅咒的人里是没有等级之分的……没有人愿意效法我,也没有人羡慕我,受天谴就是公正的。”许多年以后,在谈论他的这种违背上帝圣意的探索与生活的终结时,他只是说:“我生活在地狱里。我知道地狱是什么。”


  在此之前,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哲学对他而言只一种哲学理论而已,只是一些点燃他背叛当代文明的理念而已。但是,现在他尝到这种哲学理论所带来的地狱般的后果。他看到这套理论是如何在实际生活中自我表现出来。他开始明白尼采并非只是一个发明种种不同理念的哲学家而已。他更像一个诗人,他的诗具有一种超人的能力。《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这本书里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当尼采在瑞士的群山之中漫步时,他的内心充满灵感,他说这是自从远古以来不为人知的一种灵感。他一口气就把这一灵感的绝大部份写了出来,仿佛它们并非出自他的手,他只是把这些思想写在纸上而已。他自称是“全能者的传声筒或媒介”,他写道:“人没有寻找过的,却听到了;获得了,却不问是谁给的:一个思想犹如闪电般在脑海中划过,这想法是必定要浮现出来的——绝不是我选择的结果。”


  在他处于犯罪与绝望的状况中,当他阅读《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时,尤金也亲身体验到类似的经验。一天,他花了好几个小时阅读这本书的德文原着以后,在城里闲逛。那已是傍晚时分,天空变得像血一般的红。当他走到街上的某处时,他听见尼采的诗在他内回响。他感到“查拉斯图拉”仿佛活了起来,正在向他讲话,在他内低声述说着。他感到这些话所具有的力量,仿佛触电一般。他不禁恐惧战惊起来。


  后来,尤金才完全明白尼采的诗里所具有这种神秘力量从何而来。尼采最初的理念也许是高尚的,但是由于他激烈地反对上帝,使他敞开自己的心灵而处于某种附魔的状态之中,正如尤金日后所坚信的,尼采其实已成为幽冥势力的“传声筒”。


  即使尤金像尼采那样地在这种活生生的地狱之中受苦,他仍拒不转向他幼年时的宗教以寻求解脱。因为对他来说,它所教导的基督太没有大丈夫的气概了。对尤金而言,主流基督新教所教导的天父与他自己的父亲太像了:和蔼、友善、却又是软弱的,随时准备迁就反复无常的人们,惟恐使人感到不快。主流教会最终阉割了他们所崇拜的上帝,有人甚至根本不称祂为“父”,而将一个抽象的“父-母”观念加诸上帝身上。尤金不得不粉碎这种感情用事而又打了折扣的基督教假象,为使他日后能够达致基督奥迹的圆满,我们只有通过苦难与十字架才能认识祂。


  对尤金而言,现代美国的基督宗教似乎冒牌货,因为它并不谈论苦难与牺牲,这样的宗教信仰太舒适了。他之所以投入尼采疯狂的哲学之中,就是为了能体验到那种苦难。即使是在那些同时也使感到厌恶、令他憎恨自己的逸乐之中,也存在着一些寻求痛苦的因素,从中可以使他认识上帝。“我选择极端。”他曾这样写道:“……人若是被享乐所包围,他也必须给自己制造一些痛苦,如果必要的话,他应自觉地受苦。”


  在同一封信中,他写下了这样几句对他的一生具有预言性的话:


  罪是对罪恶的惩罚。痛苦是极大的祝福,因为它将人从自我催眠里唤醒,自欺使人以任何属世的目标作为终极,这些目标可以是拙劣的,诸如:性、食物、舒适,也可能是较精致的,诸如:艺术、音乐、文学。对这些事物的渴望不复存在,人变得厌倦不堪。之后,他就消失无踪,或是将自己杀死。或者他会走上解脱及救赎之道……


  疾病、受苦、死亡——这些都是提醒,都是便利的提醒,就最深的意义而言,人不属于这个世界。当人处在享乐的年龄时,很少会看到上帝。


  据说,在最后审判时,火会焚烧那些应受惩罚的人,也会光照那些继承上帝之国的人。也许这就是尤金故意做那些事的原因之一,因为藉此他将经验到地狱之火。这是一条寻求上帝的曲折之路,他坚信上帝是不可被“寻求”的。对上帝的强烈渴望,以及因远离上帝所受到痛苦和绝望,都使他记起上帝。正如蒙福者奥古斯丁在谈论他自己青年时期的放荡行为时所说的:“我恨生活的平安,恨没有陷阱的道路,我的心灵因为缺乏滋养的粮食,缺乏祢,我的上帝而饥渴。”


  这就是尤金希望他人不要经历到的地狱。他在晚年曾说,某些当他处于地狱时所知道的罪恶事实最好连提都不要提,以免这些罪恶弥漫在空气里。当他生活在地狱里的时候,他深知这些罪恶是什么。这就是他的愿望,他希望将他过去的罪恶生活埋葬起来,当他晚年时,他甚至不愿别人看到他那段“波希米亚”时日的照片,在照片上他坐在写字桌前,唇上留着山羊胡。


  当尤金靠着上帝的恩宠最终转变为一个新人时,那个罪恶累累的旧人对他而言永远地死了,这旧人对他的灵魂来说一直是个陌路人,他满怀喜乐地将这旧人埋葬了。他成了一个新人,深深地为那旧人曾经做过的一切而感到羞耻。但是他对地狱的经验——那正在兴起的将要淹没美国与世界的道德堕落、荒唐与绝望——带给他一种优势,他将在日后加以运用。他比他的同龄人更深地了解到他那个时代仍在发展之中的虚无主义,有一天,他将比他们更强有力的反对这种虚无主义,因为他认识这是一种真正的邪恶。他曾是破坏传统基督徒社会道德的先锋,有一天,他将成为回归这一信仰的先锋。


[1]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现的一批年轻人,对社会现实不满,蔑视传统观念,在服饰和行为方面摒弃常规,追求个性自我表现,长期浪迹于社会底层,形成独特的社会圈子和处世哲学。


[2] 旧金山的一家高档餐厅,从那里可以俯瞰旧金山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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